关于规模以下中小企业工业的问题，中国已经走入一个误区。中国有13亿人口，有将近1000多万家中小型企业（包括微型企业），而拿一个在欧洲并不是最发达的意大利来对比，意大利仅6000万人口，却有400多万家中小型企业。目前，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欧洲的民富基础就是在拥有众多这样的中小微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德国，其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小型企业更多。这些欧美中小企业中不乏创造了世界级品牌的企业，创造了大批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中国的统计方法和政绩考核制度是存在问题的，统计数据内只显示了“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而对大量直接关系到民生、民富、民业得中小型特别是微型企业产值却不予考虑，这样就人为地拔高了大型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助推作用。

正如武进存在有大量的中小微型企业，创造了大量的不予统计的“规模以下工业产值”，创造了大批没有统计的“内资自主企业利润”，提高了不予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所以在与以外资为主体的昆山、以超大规模企业为主体的张家港、上市企业为主体的江阴等对比中，武进的统计经济数据吃亏很多。但实际情况是武进更多微小型企业还没列入数量统计，更多规模以下工业产值没有列入GDP统计。所以，从官方数据来看，武进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确不如昆山、江阴和张家港，但武进实际的“内资自主企业利润”、“规模以下工业产值”、“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超过上述三个县级市的。

     “规模以下工业产值”是不列入统计报表的。但“规模以下工业产值”才是真正的民生基础，他直接给人民带来实惠和消费的经济基础。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基本就是一个城市地方官员的成绩报告单，但作用不大。如果是央企，地方实惠不大，央企利润国民也得不到分红；如果是外资，利润基本走向国外为欧美提供高消费高奢侈的经济保障；如果是上市企业，也就那些上市企业股东富裕。而“规模以下工业产值”才能创造勤劳致富的普遍民富。

       有人说，苏州的外资企业工资高，白领收入提高后带出了一个中产群体。其实这是误导，欧洲的中产阶级的大部分并不是靠工资过活，而是一大半来自经营性收入。靠工资过活会将国民拖进“懒惰”的深渊，这种大锅饭国企式的倒退是很危险的。

       武进模式有点类似与浙江模式，都是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体，所以浙江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也大大落后于江苏城市，但民富基础却强于苏州无锡。但武进模式与浙江模式还有区别。那就是武进（包括整个常州）的民企发展已经有逐步向欧洲民企良性发展的趋势。浙江模式的民企主要是“中间环节”，就是大量而简单的生产，而常州模式的民企则是重视“研发”和“市场”这两头。这位常州民企10年后的井喷打下了基础。

      所以在此再给苏州大市、招商城房东等马甲上堂课，看普遍民富不能只看在岗职工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特别是什么可笑的“城性农性”“城市人口”等根本不是一个城市富裕程度的体现。目前中国还没有科学的考核民富的统计数据体系，而那些只是城市领导层成绩报告单的数据，如“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等，是不科学的。如果要考核地区民富程度，需要正式把“人均经营性收入”、“规模以下工业产值”、“民营企业数量”、“自主可支配内资企业利润”、“规模以下民营企业利润”、“人均私家车数量”等纳入统计范畴。

      其实中国科技创新的主体还是央企、央所等大型国字号，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国家科技经费的落实还是在国家企业的头上，同时巨额的不平等利润与国企的社会责任也使得国企承担了大部分重要大型科技项目的实施，而且国企几乎垄断了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如军工、能源、交通、通讯、地矿等。

      而中国民营企业，能做到最强的不过是先进制造业，民企科技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本身的生存需要求与发展需求，所以民企的科技创新的需求更强烈.但目前科技创新体质与分配，极不平衡，资源几乎一边倒地倾向国企，如中石油、五矿、南车北车、华能等。一边是嗷嗷待哺却没有一滴奶，而一边是泡在蜜罐里还要强行灌奶。所以中国国企享受到了国家资源的极大优待，连科技创新项目与经费也几乎垄断。目前的“国进民退”非常危险，大力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力扶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搞科技创新是当务之急。

    人嘛，反正都是活一辈子，勇敢点出来创业也就那么回事。但需要政府的推动，从制度上、从政策上、从失败风险保障上都要对百姓的自主创业给予很大的支持。以前老朱搞的公务员高薪政策，还有央企占用国家资源不平等问题，搞到最后，人才不是去混公务员就是去央企混日子，这才是国家的悲哀